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

核心观点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引领性、规范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性任务是“刚性目标”，就是实质性应对经过近40年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后累积起来的极其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因而是必须如期完成的“政治任务”。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还有赖于一种全新的符合生态文明原则的新经济、新社会、新政治与新文化，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将会构成这种全新社会的认知与实践指针。

　　●作为“五位一体”构成性元素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确具有一种整体规范性、引领性的意涵，换言之，“五位一体”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更能够彰显一种新政治、新文明的未来指向。

　　从政治视角或高度来看待与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国一些地区的雾霾天气、饮水安全和土壤重金属含量过高等严重污染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并强调，“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因而，如何从环境政治的视角科学阐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理论意涵，进而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我们理论界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性任务是“刚性目标”, 不容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敷衍或退缩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环境政治？或者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为什么是一个比生态环境保护涵盖力更强的理论概念？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性任务是“刚性目标”，就是实质性应对经过近40年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后累积起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因而是必须如期完成的“政治任务”。概言之，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呈现为一个同时挑战既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公众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其未来愿景信心等核心性方面的严肃政治问题，以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必须从自己的执政目标与权力基础的政治高度来高调应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及其实现来做了说明。他指出，依然建立在粗放发展模式上的经济产值翻番，必将会带来更大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也将会导致更大程度上的生态环境破坏，以及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的大打折扣和不满情绪的上升，那将是一种什么形势？因而，必须明确的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性任务，就是尽快做到抑制、减缓和治理依然形势严峻的城乡大气、水域与土壤污染等问题，也就是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确保尽快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生态环境这一“短板”。依此而言，实质性应对生态环境难题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政治总目标的关键性支撑元素，不容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敷衍或退缩。这也就意味着，对全国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最直接检验，就是生态环境质量的大幅度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的中长期任务是“中位目标”，有着明显的“新政治意蕴”

　　生态文明建设的中长期任务是“中位目标”，就是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实现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系统（整体）性应对和治理，因而有着明显的“新政治意蕴”。生态环境问题从近期或直观的角度看，是非常具体意义上的大气污染、水域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荒漠化等人为不利现象，但从更根本的层面上说是由于人类社会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不匹配、不平衡问题。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还有赖于一种全新的符合生态文明原则的新经济、新社会、新政治与新文化，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将会构成这种全新社会的认知与实践指针。正因为如此，必须明确的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不仅意味着一种综合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对思路与模式，即充分利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力量或进路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意味着一种综合性的社会重构或转型目标，即逐渐创建起一整套合乎生态文明理念与原则的社会制度体系。因而，显而易见的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性改善，远不是单凭经济技术与公共管理政策的革新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转型或重构过程，或者说文明革新或转型过程。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五位一体”构成性元素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确具有一种整体规范性、引领性的意涵，换言之，“五位一体”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更能够彰显一种新政治、新文明的未来指向。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任务是“总体目标”凸显的“大政治”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任务是“总体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因而是一种清晰的“新政治愿景或目标”。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所指出的，我国新时期全面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则应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同等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这两个要素，尤其是第一个方面。这是因为，尽管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强调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但社会各界包括学界的许多人似乎仍过分偏执于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举措），而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回避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指向及其政治要求。而恰恰是这一现象本身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更根本性任务，相比之下，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举措）只具有进路或手段的意义，尽管也非常重要。

　　从环境政治的视野与高度，推进我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那么，应如何从环境政治的视野与高度来推进我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呢？笔者认为，十九大报告对此已经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概括起来，它包括如下三个要点或方面：一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和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已经围绕着这一主题出台了包括《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以及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并取得了举国公认的切实成效，而其主要特征则是通过强化党的全面政治领导来推进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而且，必须承认，要想完成十九大报告确定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政治任务，目前的这种环境政治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二是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应该看到，通过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或战略，逐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从经济整体层面上减少（抑制）生态环境问题并为社会文化制度转型提供可选择进路的基础性条件。因而，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将长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关键领域或主战场，这也是一种明确的环境政治需要或要求。三是加快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逐渐创建一个与生态文明理念和要求相适应的全国性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或者说“环境国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明确提出的生态环境议题领域的改革总要求。国家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在2018年初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的一个新型生态环境监管体制骨架的初步形成。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在进一步理顺这两个新部委内部、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部委之间职权关系的同时，尽快完成各级地方政府层面的相应机构重组。而检验这种机构体系重组成功与否的基本尺度或指标，则是看是不是更好地实现了对我国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性治理。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职权分工更合理、职权行使更有效的政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更好的环境政治。

　　综上所述，理解与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背景与整体语境之下。也就是说，它不仅必须要更多地考虑到其中关涉的政治影响因素与政治动力机制，而且它本身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政治追求和新政治愿景目标的一部分。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于《北京日报》201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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